“九一三”事件后的毛泽东（史 云）
“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面对全社会的震荡，毛泽东不得不就他所选定的接班人叛国出逃的问题向全党全国做一个检查交代。尽管毛所做的自我批评并未对文革的整体错误方针做出根本性改变，但他的这种表态，却使周恩来在一个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借主持中央工作之机，着手扭转文革造成的全国混乱局面。
林彪叛国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个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一个人。从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两次重病发作。起初是大叶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发上，夜不能寐，终于发展到肺心病，甚至出现缺氧昏迷。第一次发作后直到10月8日才勉支病体参加国事活动，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他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了，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这样糟糕的病状，过去毛泽东从来没有过。不久，又爆发了更为危急的一次，即2月12日凌晨的突然休克。护士长吴旭君在身边拼命地呼叫，见他没有任何反应，一摸脉搏，颤抖地对赶来的秘书张玉凤和医生胡旭东说:“摸不到脉……”经过众多专家大约二十多分钟的注射、按摩、捶背、输液抢救，毛泽东的面部逐渐由青紫泛起了淡红，胸部也隐隐约约感觉到起伏。他终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知道自己刚刚与死神话别，极为疲乏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从这场重病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行走困难，整日半躺在床上，靠吸氧输液维持。
国家计委军代表苏静向局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时，竟未遇到以往热烈的口号声和响应，而是遭遇一片死寂，甚至有干部忍不住哭泣。某野战军连队传达此情况时，更有战士愤怒地拉开枪栓，欲对台上“诬陷林副主席”的“坏蛋”开枪。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是“哀莫大于心死”的绝望，还是对现实的拒绝承认，这些反应都预示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爆炸潜能——毛泽东本人必须向全国人民作出一个交代。
毛与员工
在深入思考文化大革命以来历史的长河中，毛泽东最终下定决心，对自己的过失作出表态。他通过批判林彪的方式，多次有所保留地承认并改正了自身的某些失误，进行了自我批评，并下令纠正文革初期所造成的“二月逆流”以及邓小平等人的冤假错案，同时坚定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负责人时，其言谈间流露出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微妙心态，引人深思。
毛泽东（指向叶剑英）：“你们不要再提‘二月逆流’的事了。‘二月逆流’的本质是什么？它是针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特别是王关戚，在‘五一六’事件中，他企图打倒一切，包括总理和各位老帅。老帅们自然会有所不满，发泄一下情绪。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地在怀仁堂闹事。虽然有些不足之处，但大家争吵一番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们也不太明白情况。王关戚的真实面目直到多年后才被揭露。有些问题需要时间才能弄清楚。”
周恩来曾言：“后来，杨成武过于突出个人绝对权威，实乃林彪之流所为。李作鹏的一次发言，更是过分，简直有失体统。”
毛泽东指出：经过分析，问题根源在于林彪的支持，他发起了一场名为“五一六”的运动，目的是打倒一切。这使得相关人士无法进行深刻反省，无法抬头做人。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毅试图将责任推到自己身上，我劝他不要这样。至于杨勇的情况，为何廖汉生要采取行动？杨勇的事件是林彪支持的，林彪曾向我提及此事，但事后又否认。我认为，还是应该少杀一些人。对于反革命分子，我们不应当处决，而应保留他们，因为他们是活生生的证据。例如，那些曾抓捕和审判刘少奇、陈伯达的人还健在，他们也是重要的证据。
虽然历史证明，林彪与“五一六兵团”毫无干系，“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一伙搞的，但重要的是，毛泽东以这个方式间接宣布了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帅们平反，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也从关押中被释放。
“‘二月逆流’历经时间检验，实无其事，今后切勿再提‘二月逆流’。你们应转告陈毅同志。”叶剑英随即匆忙前往陈毅的病榻前，将这一消息告知正处在生命垂危边缘的陈毅。遗憾的是，陈毅已陷入昏迷，数小时后便与世长辞。
陈毅去世后，按照周恩来与几位老帅商议的意见，治丧程序与只是上将和副总参谋长、比陈毅的元帅军衔和军委副主席均低两级的李天佑相同，规格略高。建议参加追悼会的有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等。叶剑英致悼词。周恩来注明:因天气太冷，江青、宋庆龄不参加。但江青表示可以参加。由于中央还没有对“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词如何写？无人愿意表态。1月8日，周恩来审查修改陈毅悼词稿，仍谨慎地增加了陈毅“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的一段文字。毛泽东删去了周恩来补写的这段文字，批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1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临时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较低追悼会规格，只在睡衣外罩着大衣就冒着严寒亲自出席了北京八宝山陈毅追悼会。临时接到参加许可的宋庆龄和一批民主人士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也赶来参加。追悼会改由周恩来致悼词。
与两个月后的3月26日逝世的谢富治相比，已经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毅之死虽然没有获得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地降半旗的礼节，却得到了更重要的毛泽东亲自出席追悼会的殊荣——从1950年任弼时逝世后，毛泽东出席的追悼会唯有这一次。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了毛对他昔年战友的重新认可。他对张茜流着泪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立了功劳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在八宝山这次谈话里，毛泽东还当众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相提并论，说邓小平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信号。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评价传播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从1969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邓小平一直很谨慎地潜居乡下。和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不同，他通过汪东兴实际上和毛泽东保持着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当然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他在那里埋下了一个可以起用制约林彪的棋子。在1971年9月南巡途中，毛泽东在严厉批评林彪的同时，又看似无意地对在座的军区司令员们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而邓小平也很“懂事”地注意不卷入政治旋涡。1970年9月13日，他在江西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请汪东兴转交。在信中，除了对刚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做例行的表态外，邓小平特别强调自己“除住宅和去工厂外，未出院半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1971年11月6日，邓小平获准第一次听传达中央文件，就是关于林彪出逃一事。两天后，他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对林彪“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他借此机会，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在多事之秋，这种“守规矩”的表态是邓小平争取复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后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后正在孤寂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虽然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林彪事件后一再表示拥护毛泽东，但他仍然怀疑究竟哪些人还与林彪有暗中的联系，或是准备利用这一事件向他发难，他需要一个彻底与这一事件毫无关系的人。因此，邓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应。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并且把邓小平来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来的鸿雁传情，终于在第二年有了结果。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听了第四次传达林彪事件的报告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揭发批判林彪的来信做出批示，予以肯定: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当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复出指日可待。
从1972年起，毛泽东先后在一批受到诬陷和打击的老干部及家属的来信上分别做出批示，同意陈云回北京，指示对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长工、白坚、李克如、贺诚、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铁、陈丕显、刘景范等人或予以释放，或解放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评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还特别批准了陈云、王稼祥要求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的来信，又专门指示周恩来，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当让他回来”。
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红司令”，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毛泽东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予以了否定。
1971年10月4日，在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他发表言论：“‘四好运动’过于流于形式，已损害了部队的优良作风，亟需进行改革。”“军队若欲在战场上立稳脚跟，必须严格训练，严于律己。锻炼部队，既要依靠实战，亦需日常训练的积累。”林彪、陈伯达暗中策划阴谋，蓄谋已久，意图夺取权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几位老帅的打压，亦出自林、陈之手。他强调，必须认真整顿我们的军队，切勿思想简单化。自此，当年备受推崇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随即被叫停。
11月22日，他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到发生林彪事件的教训说:过去军队就是不统一嘛！我这个人犯了错误，就是进城以后不管军队。结果就闹山头主义，也闹宗派主义。（你们）将来和平了，不要学我们犯错误。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从去年8月庐山会议以来，这一年多，我就改正了错误，整顿我们的军队。
1972年6月，在接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之际，他首次公开发表了对林彪的提及，并对极“左”派进行了批判。
在我国，也有人指责我们针对了所谓的“左派”。那么，我们所说的“左派”指的是哪些人呢？他们是一些曾经参与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人。这些人曾经鼓动推翻总理，后来又试图推翻陈毅和叶剑英。如今，这些所谓的“左派”成员都已身陷囹圄。回忆过去，我国曾一度陷入混乱，全国范围内发生大规模冲突，几乎陷入了全面内战。双方各出枪支，总计达到了100万支。各派军队相互支持，战斗激烈。然而，这些“左派”夺取了权力。短短一个半月，外交部权力就被他们夺取。这些人实质上是反革命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月、几年过去了，这些势力的后台人物也相继离世，例如林彪。他曾乘坐飞机试图前往苏联，意图寻求庇护，却不幸坠机身亡，离开了人世。
在12月份，针对刘建章家属来信中所提到的监狱实施“法西斯审查”的情况，他作出批示指出：“此类法西斯化的审查机制究竟由何人制定？应当立即予以取消。”
1973年1月，李德生转达了毛泽东关于纠正破坏民族政策现象的重要指示：“政策问题，尤其是民族政策，已有多年未得到充分关注。当前，地方民族主义现象有所减少，不再突出，然而，大汉族主义倾向却较为明显，亟需进行再教育。”
尽管毛泽东的这些自我批评和指示并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体错误方针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也未反映出完全清醒的认识，有些说法更不符合历史事实，例如他把“全面内战”的总后台说成是林彪，但毛泽东的这些表态，确实使周恩来在一定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